全国客服热线：
来源：爱游戏平台app官方下载 发布时间：2024-07-09 17:46:59
“摸鱼”出自“浑水摸鱼”，原意为趁形势混乱私自攫取利益，引申为上班期间不认真工作，利用网络从事与工作不相干的事情，多运用于上班族之间，后经网络发酵，也指学生上课利用手机、电脑等智能设备做与课程无关活动[1]。时下，“摸鱼”现象日渐普遍。2021年11月，国美公司调查发现部分员工上班期间存在网络聊天、玩在线游戏以及听歌等行为，公司随后对相关员工做了通报处罚。该消息曝光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上班摸鱼”的讨论迅速登上微博热搜[2]。此前，已有新闻报道称某公司为防止员工“摸鱼”，在工作区域安装摄像头，引发员工不满情绪。在公司采取管控措施的同时，员工也在调整策略，“如何快乐摸鱼”“摸鱼的技巧”“电脑切屏快捷方式”等内容开始为部分上班族津津乐道[3]。“摸鱼”俨然已成为职场中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
作为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青年是网络社会的原住民，相比其他群体，青年深受网络影响[4][5][6]。调查发现，青年也是“摸鱼”的“高发人群”[7]。青年是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力军，青年健康成长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因此，职场“摸鱼”现象一经曝出，就引发了大众持续关注与讨论[8]。本该热血奋斗的青年为何选择“摸鱼”?“摸鱼”背后反映了青年怎样的价值诉求?社会应当怎么样引导青年摆脱“摸鱼”成瘾?对以上问题的解答，不仅仅具备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引导青年走出“思想的泥塘”，也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为社会学理解网络时代工作与休闲界限模糊化提供一种尝试。
在“摸鱼”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国内关于“摸鱼”的学术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以中文学术文献收录最为齐全的“中国知网”为例，除去诗词赏析(“摸鱼儿”是词牌名)，将网络时代的“摸鱼”行为作为关注对象进行讨论的学术成果极少。已有文献大多是新闻报道，缺乏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且隐含一个命题:“摸鱼”是青年利用网络进行偷懒的表现，即“摸鱼”是一种道德不良的表现。但基于走访调研与新闻报道发现，“摸鱼”与个体道德并不必然挂钩(见表1)，有时甚至是“情非得已”，譬如下班太晚，只能上班时间抽空跟家里人联系。
不仅如此，即使是管理者，对待员工上班“摸鱼”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公开表示，支持员工上班听音乐;字节跳动董事长张一鸣批评员工闲聊被“怼”后主动退出员工聊天群。管理者在对待“摸鱼”行为上也并未形成高度一致。简单将“摸鱼”视为道德问题，并不能帮助大众认识这一现象，也无助于解决由“摸鱼”引发的劳资矛盾。研究认为，“摸鱼”有着非常丰富社会学意涵，与网络时代到来后工作模式变迁、劳资关系变化、员工生存焦虑情绪等因素紧密关联。
国外研究“摸鱼”的学术成果比较丰富。造成国内外关于“摸鱼”研究学术成果差异的原因，笔者以为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客观条件层面，“摸鱼”本身就是网络社会的产物，它同网络技术成熟度密切相关。相较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才接入国际互联网，欧美等国较早开始推广互联网应用，网络技术被普遍的应用于大众生产生活，“摸鱼”现象出现得较早，并引起了学者关注。主观认识层面，这同中国学术传统密不可分。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侧重劳动与生产研究，“摸鱼”作为一种“不合时宜的休闲”，甚至是影响工作的障碍，通常并不受到重视。限于主客观条件，国内外关于“摸鱼”现象的研究出现了较大差异。
国外关于“摸鱼”现象的讨论以量化研究为主，多将“摸鱼”现象归入组织管理问题，已有研究主要讨论了“摸鱼”的概念类型、影响因素以及企业管控“摸鱼”的动机与措施。其中，Lim等学者最早关注到公司制作中员工利用网络休闲的现象，将“摸鱼”定义为上班期间利用网络从事与工作无关事项，包括听歌、玩游戏等[9][10][11]。Flanigan等人拓展了“摸鱼”概念的应用场景范围，将学生上课利用手机、笔记本电脑做与课堂无关的事也认定为“摸鱼”[12][13][14]。由此，也能够正常的看到网络技术的应用场景范围在拓展，从生产领域进入了教育领域。Block从组织管理角度提出，“摸鱼”与早期员工上班看报纸等行为并无二样，只是使用工具换了，他最后指出，适当的“摸鱼”有助于提升员工工作效率[15]。Johnson和Garrett探讨了“摸鱼”行为产生的原因，指出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方便员工办公的同时，也制造了巨大的诱惑，分散了员工的注意力，导致了“摸鱼”现象[16][17]。Andreassen等人继而分析了“摸鱼”对公司发展的影响，包括降低工作效率，易引起法律纠纷以及加剧宽带拥挤、影响网速[18][19]。
Katz等学者讨论了如何减少“摸鱼”行为，包括加强对员工的培训、采取激发鼓励措施、制定员工手册等[20][21]。有学者讨论了公司监控员工引发的劳资纠纷，Eivazi认为公司虽不是私人领域，但监控员工仍然会引发潜在风险，包括侵犯员工隐私，造成员工与管理层的对立，最后影响产出效益[22]。
国外研究“摸鱼”行为的理论文献十分丰富，对认识中国当下“摸鱼”现象具有启发性。但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些研究虽然关注到了“摸鱼”现象，但并未深入讨论“摸鱼”现象背后与网络社会崛起的关系，更未能揭示“摸鱼”背后的深层缘由。鉴于此，本文立足于网络社会的崛起，结合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从工作与休闲关系视角探究青年群体“摸鱼”背后的动因。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笔者主要是通过亲属、同学网络选择访谈对象，选择对象均为上班族，采用我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说法，青年限定在14~35岁，共访谈12位青年上班族(见表2)，受访对象均表示知情同意。
于管理者而言，“摸鱼”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员工混淆了工作与休闲，尤其是把上班时间花费在了休闲活动上—管理者却乐于见到员工将休闲时间用于工作—影响了劳动生产。因此，了解工作与休闲的关系是认识“摸鱼”的前提。作为与工作对立的休闲活动，直到近代第三产业兴起后，才为大众重视[23]。奴隶社会，奴隶被视为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可以买卖。奴隶失去个人自由，且被强迫劳动，其劳动成果则用于奴隶主消费，奴隶主主要活动便是休闲。质言之，奴隶社会按照工作与休闲区分了两类群体即奴隶主与奴隶。但在这一时期，生产力水平有限，即使是奴隶主，也无太多娱乐活动填充休闲时间。同时，休闲并未作为工作的对照存在，无论工作还是休闲，都是日常生活的全部即“天命”。农耕文明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受自然条件影响大，“靠天吃饭”意味着人们没能力去选择何时、何地进行生产，自然也就无力选择休息时间与娱乐内容。简言之，农耕社会，人们大多只能顺应自然进行生产生活，结果就是催生出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行为理念，实质是并不区分生产与休闲，生产与休闲已然混为一体，恰如“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农村孩童将农耕活动视为一种娱乐项目。这一时期，包括政府、地主在内的管理者并不会过多监管农业生产活动，生产的私人属性较强。因此，“偷懒”行为通常不会直接受到处罚，更多是来自乡土社会道义层面的舆论压力。工业文明时期，伴随大机器以及工业生产厂房的出现，人们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克服了自然条件的约束，劳动生产可控性变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日渐成熟，劳动者开始步入工厂，他们的生产表现与个人收入挂钩，更重要的是关乎企业赢利，公司开始对劳动生产来管理。以泰勒科学管理法、福特流水线为代表的一系列旨在提升生产效率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应运而生。流水线作业大幅度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同时也将工作者束缚在了流水线上，如同《摩登时代》的场景一般—个人无法脱离流水线，结果就是造成了休闲与工作的分割，也导致了人的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4]。在严酷的工作环境中，劳动者往往是抱着沉重严肃的心态上班的，休闲活动就成为大众缓解工作疲劳的方式。伴随生产效率的提升、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工人闲暇时间增多，人们开始关注休闲活动，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出版标志着人们开始探索休闲活动的影响与意义[25][26]。这一时期，休闲与工作被视为割裂开来的两部分—既是时间层面上的，时钟遍布于工厂，上班时间与休闲时间区分明显;也是内容层面上的，工厂与家庭分开，工作与休闲活动不再重合;还是认知层面上的，人们对工作与休闲的分割有清晰的认识。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各种智能设备的推广流行，传统生产行为与生活方式出现了颠覆性变化，主张大机器规模化生产的工业技术逐渐为强调信息数据采集的网络技术取代，催生出电子商务、云计算、远程控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形态。电脑、手机等智能设备取代工业化流水线成为工作者接触最多的生产工具[27]。与此同时，网络也打造出新的休闲消费空间，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移动社交工具，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应用，以斗鱼、虎牙为典型的移动应用几乎成为当前手机必备软件。这些移动应用渗透并改造了人们的休闲方式，导致的最显著的结果就是:工作者在电脑上接收完公司文件以后，顺便就能在美食网站上查询下班去哪家餐馆聚餐。换言之，生产与生活、工作与休闲的界限变得模糊，“摸鱼”也就应运而生。
尽管已有文献关于“摸鱼”的概念界定、适合使用的范围以及态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都承认“摸鱼”行为的两个关键特征:首先是网络性，网络构成了“摸鱼”同以往偷懒行为最大的差异。具体而言，网络社会里，人们的工作、休闲都是在网络场景中完成的，二者的转换可能只需要几个快捷键。
有时候累了就刷会儿微博，老板一般也不会过来。只要边上同事不说，老板一般发现不了。当然，我也就是偶尔看看新闻，老板之前看到了，也没说啥。(XZ，女，家电公司职员)
我本科的时候还考过计算机二级，电脑切屏这些技术都没忘记。有时候确实特别累，就玩玩微信小程序游戏，也不花太多时间，还方便退出。(ZZ，男，公务员)
在此之前，大众的工作与休闲是区隔开来的，尤其是在传统工业模式中，生产紧紧围绕着流水线，这也代表着，员工的一举一动用肉眼很容易观察得到，而现在的“摸鱼”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必须借助外部工具。这些工具本身是网络技术产品，如后台流量统计、视频监控等。总而言之，当下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陷入了网络技术的铁牢笼之中。
“摸鱼”的第二个特征是从事与任务无关的事项，主要是个人休闲活动，这也是“摸鱼”同上班的区别。上班是上班时间与工作内容的结合，而“摸鱼”则是上班时间与休闲活动的结合(见表3)，加班就像是“摸鱼”的镜像，员工在本是休闲的时间从事与工作相关的内容。当下，“摸鱼”与“加班”在职场成风，背后反映了网络技术对传统的劳动生产的全部过程的侵蚀，即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的活动内容界限。
我是做客服的，就经常需要在旺旺或者微信上跟买家沟通。不忙的话就听听歌，跟我弟聊聊天，或者刷会抖音。(LS，女，淘宝客服)
抖音上面有很多家居装修的视频，我有时候没干活就刷刷抖音，看看别人是怎么做装修的，正好也能学点东西。(ZBG，男，装修工人)
作为都会存在于公司、学校等组织的群体现象，“摸鱼”是超越个体道德的社会存在，它与网络社会崛起以及青年在社会转型期遭遇的发展困境密不可分。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各类网络的普及应用，人类社会开始步入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崛起对个人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全面且深刻的[28][29]。正如卡斯特(Castells)所言，“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的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30]。具体而言，网络技术作为一种“移动的力量”[31]，不仅改变了传统产业体系，也打破了工作与休闲的界限，在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同时，催生出了“摸鱼”现象。
具体来看，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改造了人们已有的生存方式。网络技术及其衍生产品组成的网络体系具有真实性与虚拟性双重属性，就真实性而言，它是独立于人类群体之外的机械设备，如电脑、手机、VR，这些设备以工具形式得以存在;就虚拟性而言，它又是现实的衍生，而且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恰如麦克卢汉(McLuhan)的论述，“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32]。换言之，网络具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并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网络从实践与认知两个层面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的界限。
在实践层面上，与传统社会相比，网络社会超越了时空限制。表现在工作场景中，移动互联网以及各类智能设备的普及使人们更易于把工作带回家，网络办公成为趋势，随之而来的是企业给员工分配更多、更急的任务。这些在公司没办法完成的任务最后演变为员工的“家庭作业”。“家庭作业”将此前完整的、私密的闲暇时间切割成碎片化，甚至暴露于监控范围内，如疫情防控期间的“居家打卡”“视频会议”，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的私人生活陷入技术与工作的双重阴影之中，劳动者成为过度工作以及高度依赖技术的牺牲品，闲暇时间的质量大打折扣，“双卡双待”美好生活逐渐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工作休闲两不误”的游戏广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逐渐形成。不仅如此，企业利用网络技术大肆攫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同时也遭到了网络力量的反噬—员工也在利用上班时间进行休闲，“摸鱼”应运而生。
学校响应号召创文明城市，白天就跑去街上站着值班，只好晚上回宿舍备课，过得太难了。(QK，女，初中教师)
在认知层面上，网络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在应用于工作生活场景的同时，也在心理层面改变了大众的认知思维。波兹曼(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表达了电视时代到来后的担忧:“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33]。他抨击了社会上存在的技术是中立的观点，“到了这样一个时间段，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太愚蠢了”[34]。取代电视媒介的网络对大众认知思维的影响远超于了前者—网络的普及率远超过电视，它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网络社会形成之前，人们一度对工作与休闲的时空界限有明确意识，明白自己的角色，即“公私分明”。但随网络社会崛起，新的跨越时空限制的、具有流动性的工作模式产生，与之对应的工作伦理却并未建立，最后导致了角色认知的模糊[35]。被管理者视为偷懒的“摸鱼”，在员工看来，只是繁忙网络办公之余的简短休息。
企业工作的本质是劳动者与雇主的契约，劳动者在其中通过劳动获取薪资报酬。就此而言，上班时间选择“摸鱼”的行为显然有违工作伦理。尽管员工乐于分享“摸鱼”技巧，但也只是局限于青年群体范围以内，放眼社会整体，“摸鱼”仍然是一项不合规范的行为，认识这一失范行为背后的形成逻辑就显得很重要。默顿(Merton)运用了涂尔干(Durkheim)的“失范”概念对当时社会中越轨行为做多元化的分析。他首先指出，越轨并等不同于心理变态，并非天性使然。强调从社会根源与文化根源发现越轨行为产生机制[36]。在此基础上，他从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中概括出两种维持社会整合的重要成分，第一种是大众都认可的合法目标，第二种是实现目标的方式。他指出，失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规定的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方式相互分离的状态。社会成员无法通过制度化手段来实现自身目标，成员就会选择越轨行为。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不同的关系会引发成员不同的反应模式，包括遵从、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以及反抗。其中，遵从自不待言，即认真工作，它也是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础;创新是成员突破惯例实施不相同于传统的行动，但对文化目标仍然秉持肯定态度;退却主义是成员直接拒绝文化目标与手段，完全“躺平”，是“线]。反抗则是指成员并不认同现有目标与手段，并寻求建立新的发展模式，“一种进行过深刻改造的社会结构”[38]。结合现实，不难发现上班“摸鱼”更像是一种仪式主义适应策略，“它(仪式主义)是将巨大的金钱成功和迅速的社会变迁这种崇高的文化目标放弃或是降低到个人志向能得到满足位置”[39]。“摸鱼”者已经放弃了宏大目标，大多满足于现有生活，而不是选择努力进取，是一种“佛系”心理。热血洋溢的青年缘何放弃远大目标，陷入“得过且过”的生活泥淖?这显然同当下来自社会的压力紧密相关。
首先是阶层固化加深，青年职业发展受限。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青年难以实现阶层跃迁。阶层悬殊背景下，出生于普普通通的家庭的青年群体面临求学难、就业难等社会困境。努力工作就能改变生活的口号越来越难以在青年群体中引起共鸣，甚至引发青年群体的反感和抵触，而与之完全相反，“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轻松”的口号逐渐在青年群体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产业体系转型影响，就业形势严峻，在“僧多粥少”的就业结构性矛盾下，青年没办法实现个人理想，只能向现实妥协，从事远没有到达预期的工作，“摸鱼”多是努力无望后的无奈选择。
我大学毕业以后就来这里了，以前我挺认真的，但这么多年，工资还没体重涨得快，岗位甚至还不如后来的老师升得快，我也就放弃了。反正课上完了我也就闲着了，偶尔在办公的地方休息的时候，就跟以前的朋友聊聊，或者看会剧。领导只是想着布置任务，还不如想着怎么提高我们收入。(QK，女，初中教师)
每个月收入也就三四千块钱，反正够自己吃就行，干吗那么拼啊，有空刷会儿抖音，它不香吗?(LYW，男，理发师)
其次，社会内卷加剧，青年生活艰难。内卷指一定环境中非理性的内部竞争。青年选择“摸鱼”源于内卷的倒逼，是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派生的结果。项飙将其描述成“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40]。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有限资源的获取需要通过合理竞争，最终才可以做到整个社会最优的帕累托状态。但在当前社会结构性发展困境下，有限资源的获取常常要通过无序非理性竞争途径，对于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而言，面临着多重压力，只能试图通过休闲释放压力。
公司布置的任务太多了，周末有时候还得被叫去开会，我实在卷不动了，干脆做一条咸鱼。有时候，上面开会的时候我就在下面刷微博。(YR，女，地产公司职员)
总而言之，职场加班成风、官僚系统盛行、高校课程缺乏活力等问题，都表明当下中国进入了转型瓶颈期，加之疫情造成的经济颓势，大众焦虑情绪开始显现。在此背景下，“摸鱼”也开始变得普遍。
“摸鱼”是网络社会的产物，它的出现与网络社会崛起、青年发展困境紧密关联。某一些程度而言，互联网为“摸鱼”提供了便利工具，而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则刺激了人们的不积极的情绪。如果说蒸蒸日上的互联网经济体现了网络技术积极的一面，那“摸鱼”呈现给大众的则更多是人性与网络结合的消极一面。时下，社会各界关于“摸鱼”的舆论评价分歧巨大，管理者减少“摸鱼”的举措同上班族试图完善“摸鱼”技巧的现象两相对照，制造出一幕极具想象张力的景象。只是将“摸鱼”视为员工对抗企业的策略，并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显然无助于问题解决。正如默顿关于仪式主义适应策略的分析，“摸鱼”是将宏大目标大幅度降低。放置于企业环境中，便是员工不再相信企业设立的宏伟蓝图，在员工看来那是不着边际“画大饼”，与其“熬夜加班”，不如“带薪摸鱼”。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员工的“摸鱼”并非肆无忌惮，相反，它往往不会被公开讨论，即“不上台面”。由此可见，“摸鱼”作为组织内部冲突形式，显然不能完全用马克思式的阶级冲突观点来解释，而科塞(Lewis Coser)的“安全阀”理论或许有助于大众认识这一现象。
科塞认为冲突不仅仅具备负功能，造成财富损失和社会动荡，同时还具有正功能，一些范围内的冲突可以释放群体成员压力与不满情绪，进而维持群体结构稳定性。科塞关于社会冲突功能的论述特别大程度上继承了齐美尔(Georg Simmel)的冲突论观点，他们都肯定了冲突的功能，“冲突‘清洁了空气’，也就是说，通过允许行为的自由表达，而防止了被堵塞的敌意倾向的积累”[41]。科塞认为齐美尔并没有区分冲突行为和敌意情绪，忽略了冲突以外的行为模式也可承担与冲突相似的功能。科塞区分了敌对情绪三种表达方式:(1)对作为挫折源的个体或群体直接表达敌意;(2)这种敌对行为指向替代目标;(3)可以释放紧张状态的活动不需要对象或替代对象。将科塞关于敌对情绪的分析放置于企业环境，不难发现，“摸鱼”行为实际充当了“安全阀”的作用，它排解了员工身处现代化技术打造的铁牢笼的压抑情绪。这也揭示了为何许多员工将“摸鱼”视为一种自我调整策略，以及一些高水平发展的公司对待“摸鱼”比较宽松等现象。就此而言，也就能够理解为何国美等公司采取监控流量措施最终激化员工不满情绪—它压制了员工发泄敌对情绪的窗口，尽管这种敌对情绪最初未必是指向公司。
从“安全阀”的视角，不难发现“摸鱼”行为存在的合理性，即员工能够最终靠短暂的网络休闲释放内在压抑情绪，进而维持了组织关系的稳定性。但科塞同时也指出，安全阀可以发泄成员敌对情绪，但它不能处理问题[42]。换言之，“摸鱼”并非青年发展的长久之计，沉迷“摸鱼”会严重伤害组织成员以及组织的长远发展。如何让“摸鱼”青年走出压抑情绪，焕发激情与活力，投身社会建设，是当下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研究认为，青年陷入“摸鱼”误区，既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整体外因。因此，助力青年劳动者走出现实的泥淖，需要社会合力。具体而言，可以从政府、组织、个人三个角度入手。
首先，政府要继续深化社会改革，让青年群体就业有保障、收入有期盼，切实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其中就包括加强宏观调控。“高物价”“高房价”始终是青年绕不过的痛，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保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保证物价稳定性，让青年看到希望，不再沉迷于“摸鱼”带来的梦幻泡影之中。
其次，企业在扩充就业岗位的同时，要贯彻落实劳动法，保障职工权益，保证工资增长，改善职工福利，提高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加强对职工心理关怀，打造健康积极的企业文化，制定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能够及时收到员工反馈并做出回应。
最后，青年也应当做好自我调整，充分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树立远大理想，坚定自我对于家庭、企业和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的提高综合素养，正确看待挫折，坦然面对现实压力;与此同时，对网络技术保持警惕之心，通过不断反思确立自我主体意识，做网络技术的主人而不被它奴役。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传统的家庭与公司、工作与休闲、在场与离场、主体与客体、高尚与庸俗的隔阂被打破，鲍曼笔下“流动的现代性”正慢慢的变成为现实，“摸鱼”就是其产物。“摸鱼”预示着工作与休闲界限被打破，与“摸鱼”类似的还有“女汉子”现象，它意味着传统男性与女性界限的模糊，“网红”的出现则意味着普通人与名人之间的隔阂被打破，这些新现象都在隐喻人们正进入一个边界消失的社会。边界的消失意味着传统的基于结构二元对立的社会理论解释力下降，正如通过监控来杜绝“摸鱼”现象最后激发劳资矛盾一样。界限的消失不仅需要社会治理实践的调整，也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学叙事，来承载社会变迁引发的模糊性与失序性。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偏爱宏观议题[43]，对边界消失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城乡融合、阶层流动等宏观层面。这种研究偏好也导致了社会学研究的单一性和同质化，同时也使另一些相对微观的议题因被视为细枝末节而遭到忽略。本研究从日常生活入手，探究了工作与休闲界限模糊化以后引发的社会分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未能充分考察国人发表在外文期刊上关于“摸鱼”的研究成果、未能拓展讨论边界消失在其他领域的表现，以及探索界限消失以后的未来图景。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这样一些方面进一步开展。